如果二者存在时间先后，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第19条第2款规定的不重复原则，此时应当采取从前原则，即作出时间在前的决定有效。

与此同时，前述实务部门指出的问题可能更值得关注，即惩罚性赔偿占用了大量司法、行政资源，但却主要被用于针对产品标签等次要问题，未起到遏制严重违法行为的效果。[81] 有关行政法上权利、反射利益的讨论可以参见鲁鹏宇：《德国公权理论评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第38页以下。

但是，为了弥补这种失灵，行政法也在同步发展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制度，其中包括扩张了受害者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查处违法行为职责的诉讼（以下简称请求行政机关履职之诉）的适用范围。[58] 而且，这种加重制裁的强度本质上属于立法层面的政策选择，如果立法未明确要求折抵，行政和司法机关各自独立适用亦无不当。综上，实务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处罚的关系形成了分化，这一问题的根源或在于，《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基本法，其制度设计能够立足于开发民事责任的独有构造。[23] 其二，利用个体的效率优势。前文所述，职业索赔者倾向于选择起诉成本较低、取证相对容易而且比较重视声誉的大型商场、超市作为索赔对象，即是例证。

[88] 参见王天华：《日本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34]如果行政部门执法强度与社会期待存在差异，社会的压力可以借助这一机制传导至行政执法部门。[35]参见郭文涛：《监察委员会监察人大代表的理解与论证》，《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参见姜明安：《论公法与政治文明》，《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浙江省监察对象的人数增加了31.8万人，达到了70.1万人。（一）公权 公权是识别国家监察对象最为重要的要素标准。笔者于本文中已经提及现代意义上的公权力主要包括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三种。

特定岗位如对国有资产负有管理、监督责任的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首先，作为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中的公务员，由于其分别行使着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监察权，因此这些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就应当是国家监察的对象，这是由其拥有并行使的国家公权力属性及其公职人员身份所决定的。

现代组织机构有其不同的形式，具体体现为国家、社团和国际组织等，因而公权力也就主要表现为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等三种形式，国家公权力虽然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公权力，但并非是唯一的公权力。[4]韩大元教授从宪法视角指出，监察对象的判断应以是否行使公权力为标准，并认为任何监察范围应有限度，公权力主要指政府权力，公权力限制通常指行政权的限制。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此外还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这些单位组织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等单位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换言之，只有当人大代表利用代表身份作出法律禁止的行为时，人大代表才成为监察对象。

[13]对此，有学者就指出，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成员赋予共同体组织对内对外做出代表其成员意志和利益的行为的能力和力量。[1]参见马怀德：《〈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思路与立法重点》，《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31]参见宋世明：《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38]笔者亦认为，人大代表以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为基本形式，同时，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与行使国家权力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人大代表是否属于国家监察对象这一问题的讨论，不能形成监察机关监督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表达民意的认识误区。

从国家监察立法对各级监察委员会职责权能的定位与规定来看，国家监察机关是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专责机关。[11]一般而言，一个人只要具备这两大要素中的一个，就可以认定为国家监察的对象。

第二，由于《监察法》上的公职人员比《刑法》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更宽泛，监察事项不仅包括职务犯罪，还包括职务违法以及与职业、身份相关的道德操守等，一些公职人员可能会成为国家监察对象，但未必会构成我国《刑法》上的贪污贿赂犯罪和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这是公权、公职、公务、公财组合所形成的综合实质性识别标准。

[17]面对这些具体识别国家监察对象的现实难题，就有必要重新梳理《监察法》上之公权力内涵。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当然，这里以公共财产论的私人财产原本不属于公共财产，但国家对这些私人财产负有一定的义务，因此以公共财产论。[23]参见谭宗泽、杨靖文：《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展开》，《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我国《公务员法》第二条所确定的识别公务员的两个重要标准是依法履行公职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这里的公职与国家编制就是公共岗位的表征。其中，被调查人所涵盖的范围还可能延伸到一些涉案、涉财的人员，甚至延伸到一些负有强制措施配合义务的人员。

二是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同样，由于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等行政事业性单位也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本质上属于公共行政范畴，是国家公权力的延伸。

有学者认为，《监察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应作广义理解，人大代表应包括在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之中，无论其具有何种身份，在其任职期间，监察机关可对其实施的与代表职务相关的行为进行监察，且按照《监察法》第三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人大代表属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机关能够对其进行监察，但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进行。可以说，国家行政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再发展到提供公共服务，由政府管理转向政府治理，由秩序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已成为一种趋势，是依法行政与效能行政以及科学合理行政的有机统一，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推动国家转型所进行的且业已取得了较大成效的行政改革实践。

有学者指出，随着全球公共问题凸显，关注与讨论建立世界政府变得热切，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超越了步入困境的西方传统世界政府理念，[25]所形成的则是一种世界性的大政府理念，其精神的内核与实质就在于为作为主体的人提供服务与保障，以实现全球协同治理的善治与善政。三、监察对象识别标准之公权力与公职人员关系的分析 要具体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国家监察的对象，依据《监察法》第三条的规定，主要就要看其是否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其是否行使公权力，第二，其是否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

因此，只要符合公职所具有的权能和权责这两个要素标准，就应认定为监察法意义上的公共岗位，在这些岗位上的人员或者说具备公共岗位身份而具体行使岗位职权负有岗位职责的人就应属于国家监察的对象。中基层管理人员包括部门经理、副经理、总监、副总监等负责人。该条款采用列举式规定并不周延，不能穷尽所有依法行使公权力履行公职的人员，而国家监察全覆盖已经超越了对传统公权力的理解，是包括公权、公职、公务、公财等实质要件为要素组合所构成的一种新型公权力。[34]参见前注[31]，宋世明文。

当然，在这些论述中也会涉及监察对象及其判断标准的问题，如有学者在对国家监察机关的设立与运行制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确定国家监察对象要坚持监察全覆盖、协调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对组织和个人监察并重等三大原则与以公务员身份、公务、财政供养三个要素为标准等。山西省监察对象的人数增加了53万人，达到了131.5万人。

参见前注[5]，马怀德文。[6]姜明安教授指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然会行使重要的公权力。

[13]参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页。具体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国家监察的对象，要综合运用这四个要素标准来进行识别。

因此，提供公共服务也可作为识别监察对象的一个要素标准。例如，博丹就将主权定义为是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并将国家的目的定义为是用主权进行合法的统治。然而，全国人大解释所界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并不能涵盖所有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该社会公权力的行使涉及公共资源或资金的运用。

这里的公务要区别于私主体的事务，仅指公法上之一般事务，具体就表现为公共行政中的履行职务或执行公务，包括实施公共管理与提供公共服务。要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现监察全覆盖，当然应将这些国际组织中行使公权力、从事公务的中国公民囊括在国家监察对象的范围内，因而国际公权力也是识别国家监察对象的一个重要要素标准。

[12]参见姜明安：《公法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18]参见前注[12]，姜明安文。

从事代征、代缴税款、计划生育、户籍等工作以及协助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的管理工作，等等。廉洁从业是对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财产与公共资源的人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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